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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新民晚报消息 他，曾是上海的一位普通工人，身负机密使命来到戈壁荒滩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在他的手中诞生。因加工的最后关键三刀，又被称为“原三刀”。他的名字叫原公浦。
如今，这位85岁的“功勋工人”却因为吃不起抗癌药而又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最新消息，原公浦的药费问题有望在近期得到解决。
原公浦和夫人
24日，记者走进原公浦位于闵行区梅陇镇梅陇一村一间60平米老公房的家里，不足7平方米的客厅墙上挂着两幅字和一张电视海报，“原三刀”三个字直入眼帘，两幅字分别是“黄河黄浦 大勇大公”和“黄浦江边男子汉 蘑菇云下国公人”，里面均藏着“公浦”两字。
原公浦腰挺得笔直、声音响亮、思路清晰，安详地端坐在椅子上，首先就与记者娓娓道来他与原子弹的故事。
“我的偶像是中国的保尔”
“你知道中国的保尔是谁吗?”原公浦笑着问记者。
原来，原公浦积极好学，只有看书一个爱好。《把一切献给党》是原公浦最喜爱的书，书中的吴运铎被称为中国的保尔，是原公浦的偶像，他也想成为那样的人。
我国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之一的钱三强曾形容他：“你是一颗螺丝钉，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”。他这颗螺丝钉，当年手握的就是原子弹的“心脏”——铀球。
关键的核心部件铀球，应由最出色的车工来加工完成。在众多的优秀车工技术选拔中，6级车工的原公浦技高一筹。于是，主刀加工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。为此，他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
这是一项“看不见的刀山火海”，不仅要确保铀球质量达标，还要避免产生中子辐射的临界事故，打磨铀球的过程中，会受到中子辐射的影响，原公浦不得不穿上厚重的防护服，但加工标准不变，加工铀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。
那些日子里，原公浦每天用同样大小的钢球练兵，最后能达到一刀吃进去，不用看就知道削下了多少。
回想起当年加工铀球的最后三刀，原公浦记忆犹新。
原公浦当年的工作照
车一刀，停下来量一下尺寸，然后进行第二刀，再停下来仔细测量。车完最后一刀，原公浦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瘫坐在了椅子上，此时已是1964年5月1日凌晨。检查员报告：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及尺寸等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指标。原公浦和他的同事们，用普通的机床，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从此，原公浦便有了“原三刀”的雅号。
1964年10月16日，罗布泊上空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。到这时为止，原公浦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
药费危机
退休后，原公浦离开奉献了美好岁月的戈壁滩，回到了上海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。一向身体硬朗的原公浦患上了前列腺癌，还发生了“骨转移”。
原公浦服用的国产试验药
两个版本的印度仿制药
今年85岁的原公浦告诉记者，近年来为了控制前列腺癌病情的恶化，他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。一种美国进口的抗癌药没进医保前需要3.5万元一瓶，相当于一个月的用量，现在进医保后是1.5万一瓶，自费部分约6000多元;中国仿制药还没上市，只在试用阶段，自己的试药期已满，无法再免费试药。所以目前只能吃3200元一瓶的印度仿制药，这个钱是自费的。
除了抗癌药，原先生表示自己眼睛和肾脏等也有疾病，他在上海没有大病医保， 退休工资4260元，老伴3000多元。老两口目前每个月将近8000元退休工资显得捉襟见肘。即便加上每年数千元的各种补助在内，除去正常生活开销外，能够用于看病的部分非常有限。
多方救助正在进行中
同时，原公浦也表示，社会各界对他还是很关心的，各级政府、原单位等也对他进行过多次慰问，社会各界也对他进行过各种捐助。
梅陇一、二、六居委党总支孙晓华书记告诉记者，他不太说自己有多困难，就是呼吁国产试验药能尽快上市并且能进医保。逢年过节居委会都会给原公浦送米送油进行上门慰问。
记者获悉，梅陇镇镇政府表示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原公浦，在各界合力下相信功臣的困难会得到妥善的解决。
今天，上海市百将公益基金会给原公浦送上了慰问金和水果。会长潘振秋告诉记者，基金会愿意将原公浦的药费纳入他们的“两弹一星”资助项目中，可以全额负担原公浦使用美国正版抗癌药的6000多元自费部分。原公浦正在考虑之中。
原公浦小女儿告诉记者，闵行区相关部门也正在和原公浦积极对接，相关帮扶方案正在研究沟通中。
“夫人是被我骗去大西北的”
原公浦15岁时从山东老家来到上海学徒，1956年，原公浦所在的工具厂合并到上海汽车底盘厂。原公浦入了党，担任了团总支书记。一年后，他认识了比他小5岁的上海姑娘郭福妹。两人日久生情。郭福妹的母亲一开始反对女儿跟原公浦谈恋爱。当时，原公浦工资75.28元，每月要寄20元给老家的父母。郭福妹的母亲看到他的质朴、上进、孝顺。渐渐松了口，她也希望女儿能幸福。
1959年4月23日，原公浦和郭福妹结婚了。三个月后，原公浦决定去大西北工作。原公浦全身心扑在了学习、工作中，连每年一次的探亲假都放弃了。再见郭福妹已是两年半后。
原公浦和郭福妹合影
原公浦具体做些什么工作，郭福妹并不知晓，原公浦说不能讲。但郭福妹知道，肯定是对国家很重要的事，所以她愿意为了支持丈夫，忍受相思别离之苦。
1963年2月，原公浦和郭福妹的大女儿出生了。远在戈壁滩的原公浦没有亲眼看到女儿出生。他想念郭福妹，想见女儿，就写信给郭福妹，希望她去戈壁滩，去他工作的地方。基地的领导也常常敦促有家室的工作人员把妻子“骗”去，不要把戈壁滩说得太苦，等夫妻团聚了，大家才能安心工作。原公浦响应“号召”，在信中说：“这里牛奶当水喝，骑着马打猎……”这些说辞是大家统一的。
郭福妹果然“上当”了。她向单位申请把工作关系调去了原公浦那里。可是大女儿才半岁，郭福妹犹豫要不要带女儿一起去。这时，母亲站出来了：“把孩子留在上海，我来带。那里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，你们都要工作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带?而且孩子户口留在上海，总比去那里好。”郭福妹满怀感激，跟母亲依依惜别。
到了戈壁滩，看到原公浦住的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仅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，郭福妹哭了。这里远比上海艰苦得多，别说牛奶了，连大米都限量供应，很多时候要吃青稞、粗粮。日子虽然艰苦，但夫妻总算团聚了。
2004年10月16日，原公浦在北京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大会上发言
1965年，怀孕7个多月的郭福妹独自乘了三天的火车回上海待产，而原公浦总有忙不完的工作，他之后又参与了第一颗氢弹和中子弹的制造。不久后儿子出生了，刚满月，郭福妹又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回到了戈壁滩。
1994年原公浦退休，小女儿在原公浦退休回上海多年后，才从甘肃回到了上海。
虽然有时会感到委屈，但是郭福妹从来没有后悔嫁给原公浦，原公浦在郭福妹的心中，永远是那个质朴、上进、孝顺的小伙子。
